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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典型㉛ 丨“硬核”校友刘军武汉带队采访 被称“离死亡最近的记者”之一

2020/4/20   作者:广体宣传部 李漩 广体记者站 朱烁璇 杜祉昊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2月5日,我校05届优秀毕业生刘军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武汉报道团领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的身份志愿前往武汉,此后他又任广东赴武汉报道团领队。他用笔头记录抗疫一线实况、报道医护人员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惊心动魄场景。

此时,他在武汉待了将近两个月,多次深入到高危“红区”,陆续推出《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丈夫蹭妻子病房氧气幸存,原以为熬不过那晚》《武汉医生敢死队: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最怕晚上ICU插管》《武汉大决战:命悬一线女孩争论中被救活,90多危重症到关键时刻》等高质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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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在武汉同济光谷医院ICU采访"医生敢死队“前在椅子上休息

三次请战  敢当“离死亡最近的记者”

2020年1月23日,距春节还有2天。

原本计划年尾做个小手术的刘军,眼看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蔓延至广州,坐不住了。1月23日晚,他向报社相关领导表示,如有需要他打算留守广州报道疫情。之后,他退掉次日回老家的机票。

1月24日除夕下午,刘军收到新消息: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第一批130名医务人员将星夜出发,增援武汉。刘军立刻向报社领导申请随行未能如愿出行。此后,他连续三次请战,最终获允,担任南方报业武汉记者团领队,后又任广东赴武汉记者团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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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被南都派往武汉前线采访,在高铁上接到家人来电

 

2月5日,刘军团队抵汉。

    2月上旬,武汉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湖北的同志为疫情忙得不可开交,仅危重患者的抢救就让他们忙不过来,刘军所在团队的安全培训迟迟尚未落实。

6日上午,刘军团队接到集体任务——采访23位治愈出院者。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同时出院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因封城,湖北方面安排了车辆将广东报道团直接从酒店载到医院。司机将车停在医院门诊部门口,记者们下车之后见采访还没有开始,一伙人便进了门诊大楼。门诊大楼里面是抢救室,抢救室的门开着,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患者擦肩而过。刘军与同事在只有一个口罩的情况下,在这里逗留、采访了大约40来分钟。下午回到酒店后,直至同行提醒,才意识到这是“不要命”的行为,心里隐隐后怕。

当晚,在汉口医院,大家戴着口罩,彼此只知道对面是广东来的医生,和广东来的记者。为规范穿防护服、护目镜和三层手套,刘军和同事被批评了好几次。医护人员一边帮忙穿戴,细心检查是否有漏洞,一边严厉道:

“不惜命!”

“你们是不知道生命是多么可贵!”

“到时候不要让我们来抢救你们。”

“要是这个病毒真那么简单,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当年他们在小汤山是两层防护服两层N95的口罩。”

其中有一位医生拉下他的口罩,刘军第一次看到那脸上深深的印痕。

那天晚上,大家都被骂醒了。第二天,广东省委宣传部联络广东医疗队专家连夜对记者团队进行培训,大家心里顿时有了底气。

然而,在此后的采访中,防护服破损、口罩落地、呼吸道暴露等突发事件接踵而来,医务人员被感染、被隔离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刘军团队也曾被迫连夜转移住所……这些事情,真实发生在身边,大家才忽然意识到,与病毒感染之间的遥远距离瞬间就变成了零,与死亡的距离也变得不确定!因为在当时,住院对武汉新冠肺炎患者而言是“一床难求”。

刘军说,对于未经训练的多数人,懂和做、做和做到位都是有距离的。但幸运的是,团队的防护措施和防护习惯,都已尽可能做到位,自2月6日到现在尚未出现有同事被感染。

截至2月29日,南都已派出15名记者前往湖北一线采访(11人在武汉,4人在荆州),以实际行动履行媒体责任担当。南都新媒体平台“两微一端”推出2.1万多篇疫情防控报道,总阅读量40亿+,报纸端推出近500个版面刊发疫情防控稿件。

 

“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

在最初接触到的23位治愈者中,只有个别愿意“谈谈”。其中之一,便是《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主人公张小薇。

两天后,正值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刘军站在马路边,第一次拨通了张小薇的电话,“我们是参加合唱团会演时被感染的,我先被确诊,三天后我老公也发病......”张小薇在电话里平静地讲述了她和老公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她还不愿意回忆细节。

电话另一头的刘军听得心惊肉跳,“我终于理解治愈出院患者的沉默,他们依然还没有从悲痛和恐惧中走出来,他们害怕出院后病情反复,害怕死神再次降临。”在张小薇的讲述中,刘军被那份不离不弃、互相搀扶走出疫情阴霾的夫妻情所打动,更被他们对生命的执著,坚强、乐观的心态所感染。

这对陌生的夫妻牵动了刘军的心。

此后,刘军每天和他们微信沟通,“我小心翼翼,不敢多问,生怕再次勾起他们内心的伤痛。”除了关心他们病情的发展,刘军还经常和张小薇交流做美食的心得,张小薇夫妇也很感兴趣。

张小薇和丈夫吴海蓝又经过一个星期的康复,身体渐渐康健,恐惧逐渐驱离,刘军和他们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刘军深刻地认识到,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广大武汉人民在这个春节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希望通过张小薇夫妇的故事,鼓励尚被病魔缠身的患者勇敢面对病魔,给大家更多信心,也鼓励患者的家人和社会给患者更多的爱,给他们更多温暖。”

于是他含泪写下《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丈夫蹭妻子病房氧气幸存,原以为熬不过那晚》。

“吴海蓝说,他们夫妇能够从鬼门关里走出来,最关键的是医护人员的努力。‘我们生病的时候,看到医生感觉放心很多,感觉像看到救星一样,他们就是天空中最亮的那一颗。现在,我觉得最亮的那一颗星,是一整片星空,他们是所有为此次抗疫而付出的人们。我相信这段日子很快就会过去。’”

这篇文章从元宵节开始采访,在西方情人节当天2月14日刊出,在南都APP上获得了2290万阅读量。这篇用爱成功战胜病魔的故事,是外界最早看到患者详细讲述武汉疫情和亲身经历的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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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准备进入武汉汉口医院污染区采访

 

距离ICU插管病患不足半米

2月17日,刘军第一次获准进入同济光谷医院,悉心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旁听他们的讨论。

在采访的过程中,刘军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同济光谷医院,6名本院医生,加上4支驰援医疗队的12名麻醉科医生,再加2名麻醉科护士,组成了一支20人的插管小分队,他们自称“冲锋队”,其他同事敬称他们“医生敢死队”。一番了解后,刘军对这条队伍心生敬佩,他向医院提出想近身采访的请求。

正式采访前,刘军一连3次进入同济光谷医院ICU病房预采,了解详细情况。

‘早上不要吃饭’

‘我知道’

‘不要喝水和吃早餐’

‘我知道’

‘好好好’……

病房里的氛围紧张,节奏紧凑,医患对话语速非常快、争分夺秒,没有半句废话。

“敢死队”的医护人员由于人手吃紧,每个班次是12小时,备班人员则需要每个班次坚守24小时。

高峰和杨萍是“医生敢死队”的成员,为了确保正式采访能够一次完成,在进入ICU病房前,刘军先将部分敢死队员们请到酒店做了前期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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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同济光谷医院”敢死队“给危重患者插管

2月20日上午10点,刘军和同事到达同济光谷医院。他们和值班医务人员一样,做了标准的三级防护,但操作插管的麻醉科医生比他们还要多戴一层手套,接近患者口鼻时,他们还会将防护面屏换成罩在头上的负压面罩。

开始,为了观察细节,刘军越凑越近,被医生和同事提醒,于是他站到了患者床尾。最近时,刘军离患者不足半米,离打开的口腔只有一米左右。

那一天,刘军和两名同事在ICU病房呆了近3个小时。从病房走出来,刘军被“敢死队”的工作实况所打动。

动笔写“医生敢死队”前,他在驻地酒店哭了一场,眼泪哗啦哗啦的:“什么叫‘敢死队’?就是明知道危险,还要冲上去。”

而身为记者,刘军也是逆行者,他知道前方危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到现场去”。

“麻醉科医生杨萍小心翼翼打开患者口腔,含高浓度病毒的空气朝她的脸弥散开来。这是一例困难气道患者,杨萍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插管成功。操作时间越长,对患者越不利,她的脸泡在高浓度病毒空气中的时间也越长。站在旁边的高峰见状,过去帮忙,管子才顺利插进气管……”

成稿那晚,他把自己闷在宾馆,从晚饭后写到了第二天的凌晨5点。

2月23日,《武汉医生敢死队: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最怕晚上ICU插管》在南都客户端推送,第二天浏览量已是999万+,还被新华社、央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平台广泛转载。同题摄影报道和短视频报道,也有不错的传播效果。

同济光谷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看到报道,找到刘军说:“我们的工作,被你们体现出来了。写得真好,拍得真好!”

 

“尖刀连”共赴“武汉大决战”

刘军的作品相继问世,都取得了巨大反响,对医生和患者都是很大鼓舞,公众也知道英雄们在武汉抗疫的真实情况。此后,刘军被要求留在武汉同济光谷医院进行采访报道。

早上是17支医疗队领队交代日常工作会议;下午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专抓医疗质量;紧接着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从早到晚,刘军一场不漏地“打卡”。

起初,“‘炎症瀑布’、‘CRRT’、‘炎症因子’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专业术语和英文缩写对于非医疗专业的刘军而言有些难懂。

“第一天听不懂,第二天开始有点头绪,第三天就摸出门道,我开始听出了这些制度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这么安排?工作机制如何运转?”

让刘军印象深刻的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一上来就是公布各队责任病区的死亡率,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前的医疗队急得坐不住。

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进深度报道《武汉大决战:命悬一线女孩争论中被救活,90多危重症到关键时刻》中:

“‘XX队死亡率5.26%、XX队3.64%、XX队3.57%……’公布这个死亡率的数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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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获准参加武汉同济光谷医院内部讨论会

于是,刘军按照自己思路给这篇报道做了规划,“原来的想法是找三个患者,让他们讲述病情变化的故事,通过这些变化带出医疗队救治的过程。”

当他开始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时,情况却不容乐观,“ICU病房里的患者情况难以预料,有的一下子就停止呼吸,有的长时间不见好转......” “不能用故事,那就用场景吧。”刘军改变思路,他除了参与会议,还一次次深入到高危“红区”采写:

“危重症患者王强的病情好转扭转‘来一个死一个’局面”、“组建专治疑难杂症的‘特战尖刀连’”、“血白细胞水平低的患者小芳在争论中活过来”、“主动请缨的危急值预警员文志向”等17支医疗队和同济光谷医院的配合场景活灵活现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报道出来后,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要求总结该医院的经验,在湖北省全省推广。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到医院调研。医院主要领导表示,这是报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看到这样的反响,我很感动,我把我看到的都表现出来了,这个稿子是现在为止对我来讲最满意的。”刘军说。

 

在武汉,刘军经常思考: 如何通过报道推动抗疫工作有效开展,如何让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如何和武汉人民、医务工作者等一起尽快赢得这场人类战争。

经此一战,他对“记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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